港大任教的她，重新定义中国的“欲望史”

2017年，吴存存教授前往圣彼得堡，寻找一部清代文本。她后来发现，自己想找的那本书在莫斯科。一年之后，这次行程把她带向了另一批材料：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一批小型中文册子，数量可观，且并不为人熟知。

这些东西并不是通常支撑文学史叙述的精美版本。它们印刷粗糙，有时只余寥寥数页，被装进标有苏联目录编号的信封里。它们曾是廉价读物——曾在包子铺售卖的街头曲本，以粗粝的方言写成的通俗故事，还充满错字和俚语，属于那种长期以来被学者和藏书家称为“庸俗”的材料。而香港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吴存存从中看见的，是一座被正统历史大片留白的生命档案库。

故事里有些女性角色，她们会调情、争吵、记账、寻求关爱、也会因为被背叛而痛苦，在社会上挣扎求生。她们显露的特性看起来绝不像经典畅销书中的贤妻、端方士人和雅致佳人。吴存存说：“这些材料让人们对中国传统性文化有更全面的理解。”

三十多年来，吴存存一直致力于追寻一种将欲望视为既非耻辱、也非附庸的中国文学史。她对帝制晚期的小说、戏曲、民间小册、性别与性文化的研究，植根于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学术直觉：认真对待那些高雅文化曾试图弃置的文本。这一系列研究同时消解了两个根深蒂固的迷思：一是西方认为前现代中国普遍压抑的刻板印象，二是中国人倾向于将一套狭隘的道德理想视为亘古不变的传统。

她于2000年出版的著作《明清社会性爱风气》最初低调问世，印数仅有5000册。吴存存说，她始终不知道那一版书究竟是售罄了，还是被下架了。此后数次再版尝试，都因官方对一个问题的不安而搁置，而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这本书：这究竟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还是某种更值得怀疑的东西？

2025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本书再版，反响令作者和出版社都感到意外：到2026年7月，出版社称该书销量已超过22000册，并已四次加印；第五次加印已被规划至今年晚些时候。在豆瓣上，读者们对这本学术著作的讨论的激烈程度非同寻常，本文截稿时，该书已获得超过250条书评，平均评分为8.2分（满分10分）。

吴存存2017年关于清代京城戏曲文化的研究著作《戏外之戏》于今年5月再版，并连续三个月跻身豆瓣畅销榜前50名。如今，年轻的播客主播邀请她讨论一些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被审慎对待的话题：性、亲密、身体，以及顽固存在的欲望。

这种重新燃起的兴趣并非单纯是对挑衅话题的猎奇，它反映出公众正在寻找一种既坦率而不耸动、兼具历史深度而不沦为怀旧的叙事词汇。“当你摆出大量历史证据时，”她说，“人们会觉得他们过去的固有印象被颠覆了。”

一个更复杂的传统

关于中国传统的常规图像，往往十分整齐：忠诚、道德纯洁、异性婚姻与社会和谐，且都被想象为数百年来恒常不变。这些正统规范确曾具有现实力量，但吴存存追问的是：如果把历史的范围扩展到这些规训之外，会发生什么？

她的答案是一部充满摩擦与矛盾的历史。在晚清中国，她发现了淫秽歌曲、情色故事、女性的性自主权、同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拒绝让人的欲望屈从于官方教导的种种表现。这些材料并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宽容或平等的，但确实使得那种认为过去在性方面毫无欢乐或沉默无言的观点更难站住脚。

“人们一直觉得，在帝制时代，基本上没有人发生性关系，性只为生孩子而存在，”吴存存说。“但史料记载的并不是这样。”

公共话语中多使用“中华传统美德”这个说法，这让她感到困扰。它可能把一个庞大而繁杂的文明压缩成一张道德规训的明信片：贞洁的妻子、忠实的丈夫、没有冲突，也没有同性恋。在吴存存看来，无论是“传统”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都可能落入同一个怪圈。一方把过去变成封建噩梦，另一方则将其粉饰净化。双方都挑选最有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

这并非呼吁着用一个神话取代另一个神话。吴存存清楚自己所研究材料的局限性。毕竟，底层女性在官方记录中近乎缺席的情况，本身就说明她们在公共领域话语权受限。但那些在通俗文学中留存下来的内容，比如关于怀孕、不忠、羞耻、享乐、金钱和忍耐的叙述，展现了另一副不同的社会图景。它允许女性拥抱欲望；允许她们可以拒绝；也允许她们不必只是符号，或道德教条。

在吴存存重新发掘的叙事中，女主人公并不总是偏爱精英爱情故事中的那个文弱书生。她可能更青睐能扛起重担、养家糊口或自带家产的汉子：比如农夫、货郎、铁匠，或同村的男子。有些故事视能持家的妻子为家道兴旺之本，而非混乱之源。在一个女性缫丝、开店、经营摊档的世界里，经济劳动可以转化为她们在家中的影响力。

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为一个经常被绝对化的话题赋予了可能性。在这些文本中，欲望并非由男性的专属物。女性也会表达她们的欲望，权衡利弊，有时甚至坚持己见，她们明白做附庸的代价，更懂得选择的价值。

一种多元的本土历史

吴存存关于同性欲望的研究提出了相近的论点。包括米歇尔·福柯著作在内的西方学术，让许多关于性的问题变得更尖锐。然而，它也可能助长概念上的过度延伸：认为每个社会都会通过相同的法律、罪恶、病态和身份类别来组织性生活。

在她对清代法律材料的解读中，涉及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的案例多关注强奸、胁迫、虐待或对等级秩序的违反，而非针对自愿同性性关系本身的特定惩罚。这个区别很重要。它并不意味着晚清社会就是酷儿群体们毫无困扰的庇护所，也未抹去身份与权力的不平等。但它挑战了那种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与欧洲鸡奸法直接对应的法律条文，然后宣称已经找到的惯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的首要目的的是传宗接代和维系宗族。而浪漫与激情之爱可能在别处成形，在更具边界性、过渡性的空间中存在，并不与现代关于排他性二人关系的理想严丝合缝。精英男性可以维持妻子和家庭，同时也与男性建立关系。这样的安排，与其说围绕“同性恋”这类固定的性身份来构建，不如说是更多围绕等级、名誉、义务以及欲望来构建的。

重点不在于当代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酷儿性取向模式无效，而在于这些模式不能原封不动地沿用下去。“我们没有仇视同性恋的基督教传统；我们不背负那种文化或宗教包袱，”吴存存表示，“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抱着西方的大腿，来为拒斥同性恋找理由？”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表述，也反映出吴存存更深层次的担忧：现代中国常常借用清教徒式观念，却否认自身史料中那段多元、有时也不驯的历史。她把这描述为一种“后殖民滞后”：迟到般地采纳一些西方社会自身已经开始质疑的态度。

从小册子到课堂

吴存存于2010年加入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她的教学涵盖中国古典文学、诗歌和小说，但其中关于明清文学中性别与性取向的课程一直备受学生青睐。她观察到，过去15年来，课堂变得更加开放。学生们更愿意谈论酷儿的感受，也更愿意谈论传统道德观念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差距。

一些学生告诉她，这门课改变了他们对身体和性取向的看法。一些女学生们说，当她们认识到自己的欲望是正常、而非越轨时，她们便不再那么害怕面对自己的欲望。

这种变化与围绕性的现实焦虑并存。许多学生仍然执着于一种观念：即“真爱”必须纯洁，不受欲望沾染。吴教授认为，公共文化中存在的道德说教以及性教育过于关注生理而忽略亲密关系、情感和权力等问题，都对这种现象产生了影响。在她关注的社交媒体对话中，女性们正在权衡独立与地位、金钱以及被选择和认可的渴望；年轻一代会贴上诸如“无性恋”之类的标签，这些标签或许能保护他们免受伤害，但也可能成为他们否认自身渴望的一种方式。

她认为，人们熟悉的“低欲望社会”的论断过于片面。它把丰富多彩的情感误认成单一的代际症候。年轻人一直都在寻找依恋、拒绝和幻想的替代品。今天的“situationship”（有亲密关系却没有明确关系状态）正是这种持续实验的又一个名称。

“为什么要过一种‘低欲望’的生活？”吴存存问道。“我们应该享受拥有身体所带来的一切。性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欲望，更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种论点招来了反对声。在她的线上讲座下方，吴存存有时会看到评论，称她危险或激进。她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些言论。对她而言，研究并不只是一次纠偏练习，更是一种将尘封的记忆公之于众的方式，让那些被告知自身情感没有历史的人们得以了解。

采访结束时，吴存存再次提及一个词，一个乍一看更温和、实则更激进的词：温暖。“我一直觉得，我们对待欲望应该更温暖一些，”她说。“我们应该充分接受自己是有欲望的存在，接受身体的需要，而不是与人性对抗。”

圣彼得堡的那些小册子，本不是为了流传后世而制作。印制它们的人并未期待它们会成为学术证据，更不曾想到它们会在几个世纪之后与读者对话。然而，它们留存了下来：墨迹模糊，错字连篇，粗糙不雅，却饱含着那些渴望超越官方道德束缚的人们的鲜活情感。在吴存存手中，它们成为了有力的论证，促使人们重新观看，也重新想象。

【对话吴存存教授：七问七答】

问：您平时为了消遣会读什么书？

答：凹版印刷类书籍。

问：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什么议题依然能给您带来探索的惊喜？

答：性别与性文化。

问：如果向今天的读者推荐一部帝制晚期的文本，您最推荐哪部？

答：《金瓶梅》——中国写得最伟大的小说。

问：您最想打破的关于中国性历史的根深蒂固的迷思是什么？

答：所谓“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遭受迫害”的说法。

问：在中文关于爱与性的词汇中，哪些词汇或概念最难被西方语言精准翻译？

答：“情”——这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涵盖激情、性爱以及更广泛的欲望力量，常与“理”（理性/伦理）形成核心的道德与情感对比。还有“云雨”——一种关于双向互动与自然的性隐喻，强调的是互惠与愉悦，而非等级或暴力。

问：帝制晚期文学中的哪位女性值得在今天被更多人认识？

答：《型世言》中的马玉英——明末文学中常被视为“失贞好女子”的早期典型

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欲望改变了吗？

答：欲望的对象一直在变，但欲望本身恒常如初。

本内容以英文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