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任教的她，重新定義中國的「性愛與文史」

2017年，吳存存教授前往聖彼得堡，尋找一部清代文本。她後來發現，自己想找的那本書在莫斯科。一年之後，這次行程把她帶向了另一批材料：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圖書館收藏的一批小型中文冊子，數量可觀，且並不為人熟知。

這些東西並不是通常支撐文學史敘述的精美版本。它們印刷粗糙，有時只餘寥寥數頁，被裝進標有蘇聯目錄編號的信封裏。它們曾是廉價讀物——曾在包子鋪售賣的街頭曲本，以粗糲的方言寫成的通俗故事，還充滿錯字和俚語，屬於那種長期以來被學者和藏書家稱為「庸俗」的材料。而香港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教授吳存存從中看見的，是一座被正統歷史大片留白的生命檔案庫。

故事裏有些女性角色，她們會調情、爭吵、記賬、尋求關愛、也會因為被背叛而痛苦，在社會上掙扎求生。她們顯露的特性看起來絕不像經典暢銷書中的賢妻、端方士人和雅致佳人。吳存存說：「這些材料讓人們對中國傳統性文化有更全面的理解。」

三十多年來，吳存存一直致力於研究一種將慾望視為既非羞恥，也絕非無關緊要的中國文學史。她對存於帝制晚期的小說、戲曲、民間小冊、性別與性文化的研究，植根於一種非主流的學術直覺：認真對待那些高雅文化曾試圖棄置的文本。其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時消解了兩個根深蒂固的迷思：其一是西方認為前現代中國普遍壓抑的印象，其二則是中國人傾向於把一套狹隘的道德理想視為亙古不變的傳統。

她於2000年出版的著作《明清社會性愛風氣》最初低調問世，印數僅有5000冊。吳存存說，她始終不知道那一版書究竟是售罄了，還是被下架了。此後數次再版嘗試，都因官方對一個問題的不安而擱置，而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伴隨着這本書：這究竟是學術研究的成果，還是什麼什麼可疑的東西？

2025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本書再版，反響令作者和出版社都感到意外：到2026年7月，出版社稱該書銷量已超過22000冊，並已四次加印；第五次加印已被規劃至今年較後時間。在豆瓣上，讀者們對這本學術著作的討論的激烈程度非同尋常，本文截稿時，該書已獲得超過250條書評，平均評分為8.2分（滿分10分）。

吳存存2017年關於清代京城戲曲文化的研究著作《戲外之戲》於今年5月再版，並連續三個月躋身豆瓣暢銷榜前50名。如今，年輕的播客主播邀請她討論一些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裏被審慎對待的話題：性、親密、身體，以及冥頑不化的慾望。

這種重新燃起的興趣，並不只是對挑釁話題的嗜好，而是反映出公眾正在尋求一種坦率而不聳動、有歷史感而不流於懷舊的表述形式。「當你擺出大量歷史證據時，人們會覺得她們過去的傳統印象被顛覆了，」吳存存說。

一個更複雜的傳統

關於中國傳統的常規圖像，往往十分整齊：忠誠、道德純潔、異性婚姻與社會和諧，且都被想像為數百年來恆常不變。這些正統規範確曾具有現實力量，但吳存存追問的是：如果把歷史的範圍擴展到這些規訓之外，會發生什麼？

她的答案是一部充滿摩擦與矛盾的歷史。在晚清中國，她發現了淫穢歌曲、情色故事、女性的性自主權、同性關係、以及日常生活中人們拒絕讓人的慾望屈從於官方教導的種種表現。這些材料並不能證明那個時代是寬容或平等的，但確實使得那種認為過去在性方面毫無歡樂或沉默無言的觀點更難站住腳。

「人們一直覺得，在帝制時代，基本上沒有人發生性關係，性只為生孩子而存在，」吳存存說。「但史料記載的並不是這樣。」

公共話語中多使用「中華傳統美德」這個說法，這讓她感到困擾。它可能把一個龐大而繁雜的文明壓縮成一張道德規訓的明信片：貞潔的妻子、忠實的丈夫、沒有衝突，也沒有同性戀。在吳存存看來，無論是「傳統」的批評者還是捍衛者，都可能落入同一個怪圈。一方把過去變成封建噩夢，另一方則將其粉飾淨化。雙方都挑選最有利於自己論點的證據。

這並非呼籲着用一個神話取代另一個神話。吳存存清楚自己所研究材料的局限性。畢竟，底層女性在官方記錄中近乎缺席的情況，本身就說明她們在公共領域話語權受限。但那些在通俗文學中留存下來的內容，比如關於懷孕、不忠、羞恥、享樂、金錢和忍耐的敘述，展現了另一幅不同的社會圖景。它允許女性擁抱慾望；允許她們可以拒絕；也允許她們不必只是符號，或道德教條。

在吳存存重新發掘的敘事中，女主人公並不總是偏愛精英愛情故事中的那個文弱書生。她可能更青睞能扛起重擔、養家餬口或自帶家產的漢子：比如農夫、貨郎、鐵匠，或同村的男子。有些故事視能持家的妻子為家道興旺之本，而非混亂之源。在一個女性繅絲、開店、經營攤檔的世界裏，經濟勞動可以轉化為她們在家中的影響力。

這些細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為一個經常被絕對化的話題賦予了可能性。在這些文本中，慾望並非男性的專屬物。女性也會表達她們的慾望，權衡利弊，有時甚至堅持己見，她們明白做附庸的代價，更懂得選擇的價值。

一種多元的本土歷史

吳存存關於同性慾望的研究提出了相近的論點。包括米歇爾·福柯著作在內的西方學術，讓許多關於性的問題變得更尖銳。然而，它也可能助長概念上的過度延伸：認為每個社會都會通過相同的法律、罪惡、病態和身份類別來組織性生活。

在她對清代法律材料的解讀中，涉及男性之間的同性性行為的案例多關注強姦、脅迫、虐待或對等級秩序的違反，而非針對自願同性性關係本身的特定懲罰。這個區別很重要。它並不意味着晚清社會就是酷兒群體們毫無困擾的庇護所，也未抹去身份與權力的不平等。但它挑戰了那種在中國歷史上尋找與歐洲雞姦法直接對應的法律條文，然後宣稱已經找到的慣例。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婚姻的首要目的是傳宗接代和維繫宗族。而浪漫與激情之愛可能在別處成形，在更具邊界性、過渡性的空間中存在，並不與現代關於排他性二人關係的理想嚴絲合縫。精英男性可以維持妻子和家庭，同時也與男性建立關係。這樣的安排，與其說圍繞「同性戀」這類固定的性身份來構建，不如說是更多圍繞等級、名譽、義務以及慾望來構建的。

重點不在於當代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酷兒性取向模式無效，而在於這些模式不能原封不動地沿用下去。「我們沒有仇視同性戀的基督教傳統；我們不揹負那種文化或宗教包袱，」吳存存表示，「那我們現在為甚麼還要抱着西方的大腿，來為拒斥同性戀找理由？」

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表述，也反映出吳存存更深層次的擔憂：現代中國常常借用清教徒式觀念，卻否認自身史料中那段多元、有時也不馴的歷史。她把這描述為一種「後殖民滯後」：遲到般地採納一些西方社會自身已經開始質疑的態度。

從小冊子到課堂

吳存存於2010年加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她的教學涵蓋中國古典文學、詩歌和小說，但其中關於明清文學中性別與性取向的課程一直備受學生青睞。她觀察到，過去15年來，課堂變得更加開放。學生們更願意談論酷兒的感受，也更願意談論傳統道德觀念與生活經驗之間的差距。

一些學生告訴她，這門課改變了他們對身體和性取向的看法。一些女學生說，當她們認識到自己的慾望是正常、而非越軌時，她們便不再那麼害怕面對自己的慾望。

這種變化與圍繞性的現實焦慮並存。許多學生仍然執著於一種觀念：即「真愛」必須純潔，不受慾望沾染。吳教授認為，公共文化中存在的道德說教以及性教育過於關注生理而忽略親密關係、情感和權力等問題，都對這種現象產生了影響。在她關注的社交媒體對話中，女性們正在權衡獨立與地位、金錢以及被選擇和認可的渴望；年輕一代會貼上諸如「無性戀」之類的標籤，這些標籤或許能保護他們免受傷害，但也可能成為他們否認自身渴望的一種方式。

她認為，人們熟悉的「低慾望社會」的論斷過於片面。它把豐富多彩的情感誤認成單一的代際症候。年輕人一直都在尋找依戀、拒絕和幻想的替代品。今天的「situationship」（有親密關係卻沒有明確關係狀態）正是這種持續實驗的又一個名稱。

「為甚麼要過一種『低慾望』的生活？」吳存存問道。「我們應該享受擁有身體所帶來的一切。性愛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一部分，是與生俱來的慾望，更是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種論點招來了反對聲。在她的線上講座下方，吳存存有時會看到評論，稱她危險或激進。她說自己已經習慣了這些言論。對她而言，研究並不只是一次糾偏練習，更是一種將塵封的記憶公之於眾的方式，讓那些被告知自身情感沒有歷史的人們得以了解。

採訪結束時，吳存存再次提及一個詞，一個乍一看更溫和、實則更激進的詞：溫暖。「我一直覺得，我們對待慾望應該更溫暖一些，」她說。「我們應該充分接受自己是有慾望的存在，接受身體的需要，而不是與人性對抗。」

聖彼得堡的那些小冊子，本不是為了流傳後世而製作。印製它們的人並未期待它們會成為學術證據，更不曾想到它們會在各個世紀之後與讀者對話。然而，它們留存了下來：墨迹模糊，錯字連篇，粗糙不雅，卻飽含着那些渴望超越官方道德束縛的人們的鮮活情感。在吳存存手中，它們成為了有力的論證，促使人們重新觀看，也重新想像。

本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